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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丨吴俊：文证义理兼擅的李静

说过几次了，“起点批评”专栏的起因、本意是聚焦年轻批评家的，特别是刚刚崭露头角的在读或毕业未久的博士生。但实际上，等到他/她真的被关注时，大多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年轻学者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新锐批评家了。比如这一期的李静，我早就读过她的文章，而且还曾混淆过同名同姓的两三个李静，可谓印象深刻。但种种原因吧，现在才来推介这位年轻的学者，也算是一种弥补的态度：迟到总比缺席好。

专栏介绍过几位北大的年轻人，北大年轻人应该是本专栏介绍最多的对象。李静也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以前谈到《人民文学》时，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作为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的编辑，他/她应该会有一种使命意识——他/她是在为国选材和选才。换言之，中国的制度设计赋予了也激发了他/她的异于他人的自我意识。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自负、自视甚高的日常态度，“狂妄”在所难免，但最重要的是其是否具备使命意识。使命，首先是一种责任及其自觉的担当意识。这不是狂妄能混淆和取代的品质。【摘要】

“救救孩子”变奏曲：新时期初期教育题材书写的构造与限度

李静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深度参与了历史转型的过程，这使得在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视野中关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为可能。其时诸多社会问题都在文学创作中有直接体现，教育题材书写便是典型。刘心武《班主任》（1977）、叶圣陶《我呼吁》（1981）、巴金《小端端》（1982）、王安忆《分母》（1982）以及《中国青年》关于升学率和友谊的思想讨论（1981—1982）等诸多文本构成了一个彼此互文的文本场域。其中，“救救孩子”这一发端自“五四”的重要命题被继续演绎，构成这类文本书写的根本动力与现实指向。在同题变奏的文史互读下，可以见出教育问题往往被视作现代性规划与文化启蒙的一个环节，被教育者无法拥有相对独立的言说空间，这也使得新时期初期的相关书写虽颇具社会责任感，但却滑过真实矛盾，或导向知识分子价值的确认，或诉诸抽象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细加省思。【摘要】

李静印象：在当代生活的田野中思想与生长

文/ 贺桂梅

李静以她出色的学术成果，正在逐渐成长为令人瞩目的青年学者。她的研究视野宽广、写作风格多样，既出版专著，也发表学术论文，更活跃在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前沿。她正在日益走向成熟。她的成果也得到了颇多肯定。2020年，她获得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论文奖，2022年，又获得中国文联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啄木鸟杯”年度优秀作品奖。我们私下开玩笑，说她都快成“获奖小专业户”了。

李静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导师是韩毓海老师。她2008年入学，本科毕业后，作为直博生攻读博士学位。虽然，李静在中文系求学十年，但我们认识却比较晚。我第一次注意到李静，是通过课堂作业。那大概是2013年，我开设的“当代文学与当代史”课程，分专题讲授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女性四种群体在当代六十余年文学与文化中的再现与书写。在一堆学生作业中，有一份让我颇感惊讶。文章从新工人音乐入手，在较为宽广又有点庞杂的社会视野中分析音乐的政治性。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分析角度。行文颇为老练，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熟谙，不大像一般中文系学生的手笔。我因此记住了这个学生的名字。【摘要】